贪腐整治解决之道：有钱不敢花有违“经济理性”,
笔者近期听了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以“国家干部贪腐整治的解决方案”为题的讲演，颇生感触。这场上海发展研究会沙龙的讲题在眼下意义特别重大，考虑到盛洪有“救救干部”的谠论，在上颇引起争议，其他参会者多有期盼。
盛博士首先回顾了过去三十年来官员贪腐，成长可谓神速，从千元到百万元到十亿元，每十年跃迁一个台阶——从K级、M级、扩展到目前的G级，丝毫不输于信息时代的速度。盛博士发问，官员（甚至基层干部）堕落成巨贪，最终能捞到好处否？抱着自利的初衷，却吃不到自利的善果，贪腐而落得寓言般嘲弄，演成悲哀的话剧，划得来吗？
事实上的确如此。贪腐攫取的赃款见不得阳光，贪官们将现钞多方腾挪掩藏，或埋在园子的树底下，或塞进浴室的水槽里，心惊胆战，直到中纪委查抄到家里，照单全收。上盛传的一则故事，盛博士也引用了，为了点数赃款，居然烧毁了四部点钞机，数目之巨令人咋舌。笔者对此不敢轻信：若按点钞机的常规速度，一秒钟点钞十张百元大钞即达千元，一小时3600秒，就能完成大约360万人民币的清点；若此公窝藏的现钞为一千万元，用不了三个小时，一部点钞机就可胜任有余。要不是调侃杜撰出的笑话，那四部点钞机也属于伪劣产品，准是“五*搬运”（包括官员）的结果。不过盛博士的逻辑还是清晰的，贪官们处心积虑，到头来吃得到贪婪的成果吗？所谓跌倒的是和珅，吃饱的倒是嘉庆，他们使巨额赃款退出流通，徒然帮了人民银行的忙，部分遏制了央行超发的货币的通货膨胀效应。不亦悲乎！
运用成本-效益的经济分析方法，来说明官员的贪腐乃有违“经济理性”，是一回事，但是“晓之以厉害”的结果能否有效解决贪腐的泛滥？笔者心存怀疑，进而认为这种预期效用的利弊分析，其窠臼来自于加里 贝克(Gary Becke），并不适用于贪腐沉疴的解决。
鼎鼎大名的贝克教授是芝加哥学派的领*人物，他不但早早得到经济学诺奖，而且开创性地把经济分析方法延伸到社会学和*治学领域。他的名著《生活中的经济学》里，小品文章有不少脍炙人口的案例，其中的一个名篇，贝克教授的现身说法，不妨转引如下。
有一次贝克赶到校园参加校务会议，时间已到，但找不到停车位。于是他做了盘算，在不该停车的地点违规泊车的话，其成本和收益各为几何？从效益的角度，避免迟到的尴尬，教授把好处定为两百美元的话，怎样来计算成本？吃罚单是个概率事件，假如被逮到的机会是5%，而罚单为50美元，那么期望中的成本是50*0.05 = $2.5， 远远低于$200，也就是交易的净收益为$197.5。 于是贝克“成功地”立即把车泊下，心安理得地开会去了。那么校方为了维持秩序，怎样做才能遏阻贝克教授的违规行为？把罚单提高到$4000，才能达到贝克教授的“盈亏平衡点”。不过这样做显然是个“恶法”，对违规者的惩罚构成了“过度的残忍”。提高稽核力度？比如说全天候加强巡逻，即使把逮到违规泊车的概率提高到80%，那么一张罚单至少得$250，才能“救救”贝克教授不至于乱泊车。不但加重了执法的难度，这$250的罚单，对师生是不是也太过严酷了点？
看来贝克教授总是“赢家”，假如没有“外部性”的话。对于这样的交易，外部效应又在哪里？
比如，一个讲座教授、诺贝尔奖获得者，一旦在校刊上披露出来，声誉恐怕会受点影响。依照贝克教授的逻辑，声誉损失假定为$100，那么违规泊车的成本就增加到 （$50+$100）*5% = $7.5，仍然远远不足以阻止贝克教授的违规行为。只有当他的声誉损失高达$3950时，理性的计算才会让贝克之流的违规者有所顾忌。看来芝加哥大学的校规是过不了“成本-效益的理性计算”这一关的了，希望在哪里？
套用到贪腐治理的大问题，我们的希望又在哪里？ 让我们先来算一笔账，按照贝克的理性计算的思路。盛博士给了我们一些估算的数据，官员的贪污金额平均为一千万元；他被查处的概率为4%-17% （近两年来提高到17%，对此人们的信心不足），查处核实后平均判刑15年。为了简单起见，在肃贪力度进一步得到加强的情况下，我们把平均查处的概率提高至20%，平均刑求提高为20年的话。那么贪腐的官员怎样来进行理性计算，方可在贪与不贪之间做成“合理的抉择”？假如贪官的正当收入（薪资+津贴）平均每年是40万元，那么，贪腐行径的净收益（期望值）是 （-40*15）* 20% +1000*80% = 650万元。把这个算式推至极端，贪腐的惩罚定为死刑，力度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，贪官的最大损失为40年生命（按事发时的平均年龄40岁，可望活到80岁的话），他期望中的净收益仍然“划得来”，显著超过了零值：（-40*40）*20% + 1000*80% ，高达 400万元。
上述的计算当然很粗略，没有考虑到诸如通货膨胀率、折现利率、现金的投资回报、退休后是否仍有十足年薪，等等，不过这些舍象掉的因素不太可能逆转计算的结果。然而，从常识、常情常理来看，这样的理性计算结果不能不说是荒唐的。其所以荒唐，是它背离了人类千万年来合作竞争积淀下来的道义情感的底线，违反了人的良知——内在化为根植我们心中的合作规则。直截了当，贪污就是不对的！很多行为科学的实验都证实，常人的良知普遍存在，即使往往出格便宜行事，也还是很有限度的。若把对不正当行为的道义反感摒除在外，纯然用狭义的自利最大化原则来计较孰利孰弊的话，不但反贪没有希望，官员们不可能“得救”，贪腐的规模只会是有增无减。
另一方面人们得追问，官员们哪怕是职级相当低的干部，为什么短时间内就能敛得千万巨资？是谁设的卡，让他们有收租的可能？权利无当、暗昧、不受节制，官场成了一个大染缸，不可胜计的人都深陷其中难以自拔。这样的格局的确令人神伤。
话说回来，我们有权利问责官员，他们确实负有更高的正当性义务，尽管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。正如和一个偶尔来芝加哥大学的访客不同，贝克教授对维持校园秩序负有比一般的学生更高的道义，官员们对公权力的维护也应当比一般民众尽更大的责任，否则理应招致更严厉的责罚，惩戒其背信弃义的行为。
至于经济分析的方法，也应当承担起比工程学之类更多的公义责任。纠缠于“工具理性”（instrumental rationality）的繁琐计较，而罔顾“实践理性”（practical rationality）赋予的价值对错的责任，是对经济学的一种可悲的降格（downgrade）! 借用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.斯密的教诲：人们所真实追求的，也是在社会是否成功的最终评价，是同类的认同和赞誉（praise）。其本质，是值得赞誉的行为（praiseworthiness）的内在化，切实担当得起这种赞誉，而非仅仅披上了貌似赞誉的外衣。
美国加州州立大学（长堤）商学院教授 孙涤 为英国《金融时报》中文撰稿
（注：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。）